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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人们，无不为主人公李侠奉党的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置生死于度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壮烈牺牲的光辉形象所感动。李侠的生活原型之一，就取材于革命烈士秦鸿钧。
秦鸿钧，原名秦相猷，1911年出生于沂南县世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性情刚毅，对革命充满信心。十五六岁时，就在家乡与地下党领导人徐相南、贺百珍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1929年，经邵德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他参加过莒沂两县农民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家中变卖田产，将他赎出，他参加过大刀会，受党组织的派遣，掌握群众武装，杀掉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沂水六区区长杜绍曾，他曾是沂水南乡党的领导人之一，同其他成员一起，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3年7月，由于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沂水县委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秦鸿钧等人准备武装营救狱中同志，后接到上级指示，凡是暴露了身份的党员一律离开家乡闹革命。于是，他们分成几路找党。秦鸿钧先到青岛，继而又经大连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他通过幼年时同学、曾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贺百珍，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36年底，他受组织委派，去苏联学习电台通讯技术。
在苏联，秦鸿钧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开始学习电台通讯技术。学习无线电技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秦鸿钧只上过几年私塾，连代数也没学过，更不懂外文，该是多么困难。但他想到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理由不完成。因此，每天早起晚睡，刻苦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便追根求源，不弄懂弄透彻不肯罢休。
在苏联学习，条件比国内好得多。但是有一次上实习课，教师竟拿了一套破旧的电台机器让秦鸿钧拆装。秦鸿钧感到奇怪，就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教师热情地告诉他说：“不是没有好机器，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好的机器实习，现在让你使用旧器材，困难和障碍可能多些，但对你回国之后，掌握电台通讯的技术有好处。”秦鸿钧想了想，感到有道理。于是，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终于在限定的半年时间里，学会了一整套无线电通讯技术，于1937年结业，回到了国内。
秦鸿钧回国后，党根据城市工作的需要，派他到上海建立一座秘密电台，并担任报务员。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架设起我党的地下电台，与第三国际远东局接上通讯联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党组织周密地考虑了秦鸿钧的处境，决定要他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家庭。于是，通过党内的同志介绍，他和韩慧如结了婚，住在金神父路14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为了工作方便，他还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易路）口设了永益糖果店，公开身份是糖果店的老板兼推销员。在当时的上海，无线电零件有的是，但敌人控制很严，秦鸿钧不能公开去买，只好想方设法到旧货摊上去搜购，东找一点，西凑一点，总算装成了两部收发报机。有了电台，紧接着就是架设天线。为防止敌人破坏，天线只能架在隐蔽的地方。放在哪里好呢？秦鸿钧想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天线嵌设在房子的天花板内，在天花板的顶端开一个小洞口，从洞口露出线头，工作时将天线接上，工作结束后，就将天线拔掉。这样，既隐蔽，又可以准确而清晰地传送电讯。
地下电台通讯工作，是十分艰难的。除了时刻提防日本帝国主义军警特务的侦察外，还得排除由于机器破旧而造成的技术上的障碍。为此，秦鸿钧经常彻夜不眠。韩慧如很担心他的身体，有时在他工作时爬上阁楼劝他休息一会，可秦鸿钧总是笑着摇一摇头。秦鸿钧在搞好通讯联络的同时，还抽出时间，亲自去搜集情报。他经常身穿西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和穿着入时的韩慧如漫步在黄浦江畔。他们来回散步，似乎在观赏江景，实际上却是根据党的指示，做着严肃的政治工作。
1939年，秦鸿钧奉党的指示调往哈尔滨工作，从上海到东北，要闯过敌人道道关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此，秦鸿钧装扮成一个失业者，韩慧如装作家庭妇女，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物品，伪称逃荒关外谋生。
当他们乘船到达大连准备上岸时．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秦鸿钧被日本军警带走，韩慧如带着孩子在码头等候。从下午等到天黑，两个日本军警才将秦鸿钧押回来，连同韩慧如和孩子一起押入水上“衙门”，继续进行审查。军警问韩慧如：“你们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干什么？”她说：“我跟男人从青岛来，想到这里找点事做。”军警又转过脸去问秦鸿钧：“怎么连事情还没有找到，就把女人和孩子一起带来了？”秦鸿钧立即回答：“我们穷人本来就没有家，受苦受累情愿在一起。”敌人对这种回答很不满意，一个军警连打了秦鸿钧几记耳光，鲜血顺嘴角直流。接着又搜查他所带的东西，最后翻到一本外文书，实际上是一本伪装的密电码，书内夹了各式各样的绣花线和鞋样。两个日本军警一边翻一边嘴里叽哩咕噜，秦鸿钧夫妇心中都很着急。幸好敌人投有发现秘密，随手把这本书扔到了地下，他俩才松了一口气。一场风波过去了，秦鸿钧本应尽快离开赶往哈尔滨。可是当他考虑到狡猾的敌人会不会设下圈套，暗地派尾巴盯梢时，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在大连住一个时期。
在大连，秦鸿钧租了一个马棚，找来几块木板，搭起一个简陋的铺，就住下来。在上海工作时，住的是花园洋房，雪白的墙壁，晶亮的地板，卫生设备齐全。现在突然住进了马棚，外边又是粪坑，臭气冲鼻，苍蝇、虫子咬得孩子睡不着觉，韩慧如也有点沉不住气了。秦鸿钧看到妻子的神情，关切地说：“今天我们只是从洋房搬进马棚，还不是生死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得起考验。”韩慧如微微一笑：“我知道。”秦鸿钧一家在大连住了20多天，未发现敌人跟踪，便于1939年10月前往哈尔滨。
到哈尔滨的第二天，秦鸿钧就买了一只小红箱子，作为接头的暗号。一连几天也未找到党组织。后来，他从一位山东老乡口里了解到在道外顾乡屯有位姓贺的开了个杂粮店，生意不错。秦鸿钧估计，可能是他的老战友贺百珍。第二天早晨，他来到道外顾乡屯杂粮店，对站在柜台前面的一位妇女说：“买一斤高粱米。”当女店主正在称高粱米时，他突然冲进账房间，看到了贺百珍。这时，贺百珍也认出了秦鸿钧，两人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公和成”杂粮店，是党组织为掩护地下电台而开设的。贺百珍就是杂粮店“老板”，秦鸿钧自然就成了杂粮店的“伙计”。旧社会，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扮作学徒工的秦鸿钧，一身短打，腰间系着一条粗布带子，脚上穿着一双钉了底的粗布棉鞋，挑水、劈柴、烧饭、拉拖车送粮、轧面条，什么都干。他的妻子韩慧如，也打扮成学徒工的家属。他们在道外农村租了一间草房，共同议定了必须做到的三件事：一、尽快熟悉农村妇女的生活习惯、二、按照学徒工的收入安排家里的生活、三、每天要打扫院子，和邻居搞好关系。
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兵力增加到百万。在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毁灭性的“扫荡”的同时，还利用伪警察、保甲自卫团，实行民众保甲连坐办法，破坏抗战，迫害我地下工作者和各界爱国同胞。秦鸿钧一家虽已住下来，仍经常遭受日本特务组织的严密审查。有一次，日本警察突然盘问韩慧如的家乡居住地，由于韩慧如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在敌人眼目下开展秘密工作，要特别细心谨慎。有一次，秦鸿钧发现韩慧如在外边上厕所时用了手纸，便马上制止。因为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是劳动人民，不用草纸，而是用高粱秸来代替。用草纸容易被敌人发现，引起怀疑。过去，就曾经因在生活细节上不注意而牺牲了一些同志。
1940年2月，秦鸿钧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为纪念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给孩子取名“滨生”。5月，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离开哈尔滨，取道天津、青岛，坐船回上海。正当他们准备从青岛返回上海时，忽然接到贺百珍家属的一封信，信上写着这样几句话：“我原来给你们的小孩起的名字不吉利，把他的名字改了吧。”这句话，是他离开哈尔滨时和贺百珍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说贺百珍已经被捕。为了防止意外。秦鸿钧决定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小小”。同时，决定改变回上海的路线，乘火车经济南回上海。
秦鸿钧带领全家回到上海后，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一幢旧式楼房里住了下来。准备和第三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但始终未能接通。这时，恰好碰到了在苏北解放区工作的纪刚，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纪刚又转告苏北新四军的—位负责人杨帆。杨帆得知这情况后，决定要秦鸿钧到苏北工作。1943年夏秋之间，秦鸿钧离开上海奔赴苏北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秦鸿钧在苏北解放区工作了不到两个月，遇上了从苏联返回苏北解放区的刘长胜。当刘长胜得知秦鸿钧在上海曾搞过电台的情况后，就决定让他返回上海，负责与党中央联系。在秦鸿钧离开苏北回上海时，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秦鸿钩同志，请转告上海的同志，感谢他们对解放区的支持。这里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请你务必带回上海，交给地下党的领导。”秦鸿钧连连点头，搭上一条贩猪的货船返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为照顾秦鸿钧和保证地下电台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秦鸿钧亲自接送文件的任务转给韩慧如。秦鸿钧把党组织的决定转告了妻子，并对她说：“你所传递的都是党内机密文件，稍有疏忽，就会给党和革命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同时又告诉她一些传递文件的方法。韩慧如根据秦鸿钧的交代，把传递的文件折得小小的，有时藏在包花生米的纸包里，遇上接头的同志，以请他们吃花生为名，把文件递送过去。文件多了，就藏在火柴盒中、卷在香烟里。这些伪装，都巧妙地瞒过了敌人。
1947年底，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进一步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统治区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和镇压，在全国各地指使军警特务肆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工人、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禁止一切爱国活动。1948年初秋，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共产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的“特刑庭”杀害。韩慧如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很不平静。她不但为王孝和的牺牲而难过，也为秦鸿钧的安全担心。秦鸿钧却坦然地说；“革命本来就是要流血的，反动派杀害了一个人，千千万万个人会站起来，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王孝和吧！”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秦鸿钧的工作就更艰难了。他的工作室，是一间矮小的阁楼，为了隐蔽起见，楼板都用纸严严地糊了起来，天窗用双层厚布遮住，连小小的灯罩也要用黑布围扎结实。夏天，小阁楼像蒸笼一样闷热，一个通宵下来，汗水往往浸湿了桌子和凳子，寒冬，薄薄的屋顶又挡不住室外低温的侵袭，时间一长，手指冻得发麻。久而久之，秦鸿钧得了关节炎，由于长时间的夜晚工作，眼睛也不好使了，韩慧如为他着急，他却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只要这个不坏就行。”
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必须应付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他家楼下有个客房，他就利用客房设立了一个“一贯道”的道坛，并雇了一个老太太当看守。由于设了道坛，楼下就可以不再住人，反动警察检查也就放松了。可是时间一长，道徒多起来，每天晚上，都有人来烧香、叩头、念经。那个坛主又经常要韩慧如入道．经过认真考虑，秦鸿钧决定让韩慧如表面上去“入道”，这样既可以避免敌人怀疑，又可以乘势了解他们的内部情况。于是，韩慧如就按照秦鸿钧的要求“参加”了一贯道。
随着形势的发展，秦鸿钧的任务也更重了。党组织决定，让秦鸿钧装成一个“失业者”，以便白天在家休息，晚上集中精力搞好电台通讯工作。同样，韩慧如的工作也十分繁忙，白天去学校教书，下班后接送文件，晚上还要和那些道徒烧香、叩头，掩护秦鸿钧工作。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他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千方百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家王朝面临着覆灭的绝境，解放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天堑，上海临近解放。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大肆逮捕我地下工作者。秘密枪杀进步人士，还不断从空中、地面对我地下电台进行电讯侦察。
1948年11月，李白同志的电台被敌人破坏，他也被捕。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长胜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秦鸿钧，要他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提高警惕。当时，秦鸿钧的电台，既要配合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又要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上海的战斗。此刻，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不顾个人安危，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在和韩慧如谈到王孝和牺牲之事说：“搞革命嘛，总要流血牺牲的。在革命斗争中献身的岂止是王孝和同志一个人呢！你记住，我们自己也有随时被捕，随时脑袋落地的可能，我们应该时刻准备着！”在敌人警笛尖叫，警车横行，不断搜捕的情况下，他依然按时戴上耳机，聚精会神地按着电键，使红色电波在白区长空传播，及时传达中央的指示，汇报上海的情况。但是，秦鸿钧同志的电台终因使用时间过久，被敌人发觉而遭到破坏。
1949年3月17日深夜11时，秦鸿钧像往常一样，在小阁楼里工作。韩慧如在二楼的窗台上观察外面的动静。突然，一辆警车飞速驶来，接着，楼下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韩慧如心中一惊，马上向小阁楼发出警报，不一会，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朝天开了几枪，直向小阁楼扑去。这时，正在阁楼上工作的秦鸿钧，听到了韩慧如的警报之后，干净利落地发出最后一组告急电报，通知对方停止发报，并随手拆坏了机器，毁掉了刚收下的文件。面对嚎叫的敌人，秦鸿钧泰然自若，投以蔑视的眼光，表现了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气概。他和韩慧如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投进监狱。
国民党上海市警备队第二大队特刑庭对秦鸿钧进行了秘密审讯。秦鸿钧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来，敌人有意安排了他与韩慧如见面的机会，企图从他们会面中获得一点情报。秦鸿钧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一再叮咛韩慧如，无论敌人怎样凶残，都要保守党的机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敌人见此一无所得，便对秦鸿钧施加酷刑。扒去他身上的衣服，捆在老虎凳上，一块块加砖，直至两条腿骨都被折断，肺部重伤，但仍没能得到半点口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敌人只好将秦鸿钧转解到上海四川北路警备司令部。
敌人在秦鸿钧身上耍的花招一一破产后，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特务头子毛森决定对秦鸿钧下毒手。1949年5月7日，秦鸿钧和李白等12位难友被提出监狱，押送到浦东戚家庙。临刑前，烈士们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歌声，高昂的口号，冲破了黑夜，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选自朱孟明、庄传璋主编《沂蒙星火》，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